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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海法院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案件开展调研

文章来源:admin 更新时间:2021-06-14

上海侦查取证

图1:2012-2016年上海法院涉及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单位: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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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非法证据排除案件类型分布

核心提示: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如何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迫切需要面对面研究和深入分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市法院受理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案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2年至2016年,上海法院系统共审结刑事案件167864件,其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242件,占案件总数的0.14%。申请后实际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170件,最终查明排除非法证据的有16件(见图一)。立案数占申请数的70.2%) ,实际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占申请案件数量的6.6%。

1.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收费相对集中。从同类犯罪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侵犯财产、职务、毒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罪,占比28.3%、21.7%,分别占总数的 1。 7.4%, 13%, 13%(见图二)。单项指控中,贩毒的非法证据排除比例最高,占242起案件的15%。

2. 排除的证据有很多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据种类,已经超出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证人陈述、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的范围。还包括专家意见、电子数据等,几乎涵盖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中的各类证据。

3. 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因有一半是刑讯逼供或逼供。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研究组在统计中发现,47%的申请理由认为存在刑讯逼供; 6.8%认为有表白,17.3%认为取证程序不规范;他们认为有一种形式的证据缺陷占15.4%,其他案件占13.5%。从分布来看,认为存在刑讯逼供或诱供的人中,超过半数是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原因。

4.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实践中并不统一。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审查对象,70%的法官认为应为法官,近30%的法官认为应为合议庭法官、非合议庭法官、法官助理。而在调查的哪个阶段进行审判,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数据显示,30.6%的法官认为应该在庭前处理,而6.8%的法官认为应该在庭审和盘问过程中,42.2%法官在开庭调查结束前认为可以,20.4%认为在宣判前的任何阶段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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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法证据的排除对实体法官影响不大。在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16起案件中,有2起因排除非法证据而降低犯罪事实认定的案件。法院仍依据其他证据认定相关犯罪事实,对定罪量刑没有影响。没有案件是非法的。证据不包括被告人被无罪释放或免于处罚的情况。从数据上看,确认非法证据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使排除了部分非法证据,这部分证据往往也不是最关键、最不可替代的证据,因此法官仍然可以通过其他客观证据形成自由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存在的问题

1.立法没有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确定需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明确,但司法人员在侦查中存在诸多困难。一是具体包括哪些“非法手段”,应该排除到什么程度不明确。二是对重复供述的证据可采性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三是“毒树之果”是否需要排除,一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如何确立二手证据的效力。

2.对“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义务的理解有偏差。对于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义务,法官的标准不一是很常见的。有法官认为,实施违法证据取证behavior需要有犯罪人的时间、地点、手段、姓名等明确线索,或者有照片、病历等资料,违法证据对于不能提供具体线索的模糊表述,不应启动排除程序。有些人认为只需要提供模糊的信息、笼统的表达和疑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提供笼统的信息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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